好的，我来帮你改写这篇文章，保持原意不变，同时增加一些细节描述，让内容更丰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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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三国时期的历史来说，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19年）夏季的关羽攻打襄阳的战役，毫无疑问是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。正是这场战役的爆发，不仅使得关羽凭借“水淹七军”的战绩声名远扬，成为威震中原的英雄人物，也让江东孙权集团看到了夺取荆州的良机。没过多久，孙权便派遣吕蒙偷袭荆州，导致孙刘联盟破裂，三国之间的军事战略格局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由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“跨有荆益”复兴大业，也从此变成了镜花水月，成了空谈。
事实上，早在建安二十年（公元215年），孙权和刘备双方就因荆州归属问题几乎爆发全面战争。后来双方达成“湘水划界”协议（也称“湘水之盟”），才暂时止息了兵戈，但实质上孙刘联盟已经名存实亡。因此，关羽在掌控荆州期间，特别在长江水路沿线布置了密集的哨卡，并在南郡的重要城市公安和江陵重兵把守，目的就是防备孙权可能从背后发起突袭。
（图：关羽像，160－220年，本名长生，后改名云长）
然而令人不解的是，既然关羽早已预见孙权对荆州的觊觎，为什么他在背后强敌环伺的情况下，依然率军从荆州出兵，进攻襄阳呢？
展开剩余88%针对这一疑问，历史上主要存在三种流行的观点：
第一种观点认为，这次行动是关羽在刘备夺取益州后，为了稳固自己在集团中的地位，凭借自身判断自主发动的军事行动。
第二种观点认为，关羽的攻襄阳行动，是为了给刘备进位“汉中王”造势，但刘备本人起初并不知情，事后才默许。
第三种观点则认为，攻打襄阳实际上是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的整体战略规划中的一环，目的是消除曹仁对荆州的威胁，关羽只是奉命执行。
（图：东汉时期襄阳与樊城的地理位置示意图）
那么，这三种说法中，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真相呢？
要解答这一问题，首先必须搞清楚一点：对于刘备集团来说，派兵攻打襄阳绝非儿戏，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，刘备和关羽之间是否早有沟通与协商？
关羽进攻襄阳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。而就在那年五月、六月间，刘备刚刚夺下汉中，便派遣刘封与孟达率军分别出征，攻取位于汉中以东的东三郡——上庸、西城和房陵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刘封和孟达并未合兵作战。据《三国志·蜀书》记载，刘封是从汉中出发向东进军，而孟达则是从荆州秭归地区北上攻打。
这也就表明，孟达是由关羽掌控的荆州守将。刘备在攻取汉中前后，封关羽为“董督荆州事”，赋予他荆州军政大权，所有重大军事、行政事务和官员任免均由关羽裁决。因此，调动孟达离开荆州，北上攻打东三郡，这种涉及荆州兵力调配的重大决定，必然需要刘备与关羽商议同意。
（图：孟达像，字子度）
说这段历史，是为了说明虽然刘备远在益州，但在重大事务上始终与关羽保持密切沟通。换言之，在调出孟达一部兵力后，关羽率军攻打襄阳，这必定是双方达成的统一战略行动——攻取东三郡与进攻襄阳同步展开。因此，刘备对关羽发起襄阳之战是完全知情且支持的。
就在关羽攻襄阳的那个七月，已经晋升为汉中王的刘备派费诗为使者，授予关羽“前将军”军衔，并特别颁发“假节钺”。这里的“假节钺”极为重要，依据田余庆先生在《秦汉魏晋史探微》中的考证，东汉末至三国两晋时期，持有“假节钺”的将领，拥有代行君主权力的资格，可以现场处决违令者，且在某项大事上拥有“专命权”，即所谓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”，这绝非普通将领所能获得。
回顾蜀汉历史，仅有关羽和诸葛亮两人获得过“假节钺”——诸葛亮是在征讨南中孟获时才获此权，大约比关羽晚了六年。
由此可见，关羽攻襄阳，实际上是刘备明知且全力支持的军事行动，他把全部权力交给关羽，授权其全权代表自己推进这场战役。
（图：刘备像，161年－223年）
既然攻打襄阳是刘备和关羽事先议定的计划，那接下来必须回答的问题是：为什么在攻取东三郡的同时，刘备非得由关羽亲自率军攻襄阳？须知正是关羽此举，引发了孙权的不满，最终导致孙刘联盟破裂，吕蒙偷袭荆州，彻底毁掉了刘备和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规划的由益州、荆州两路北伐大计。对此疑问，我们需要细致分析。
攻打东三郡的战事进展顺利。关羽开始进攻襄阳时，刘封已攻占西城，孟达拿下房陵，而由曹操任命的上庸太守申耽则带城归降。东三郡在西汉时隶属于汉中郡，东汉末年升为郡。之所以称为东三郡，是因为它们位于汉中以东——沿沔水东行，先到西城，次至上庸，再到房陵，最后往东南到达襄阳。换句话说，东三郡正好位于汉中与襄阳之间，且可借助沔水水路相连。
通过占据东三郡和襄阳，除了长江之外，荆州和益州之间还有沔水作为联系纽带，两地关系因此更加紧密。
（图：东三郡示意图，指汉中以东的房陵、上庸和西城三个郡）
“湘水划界”后，长江上的重要关隘夏口和陆口均被东吴掌控。由于孙刘联盟已名存实亡，刘备集团认为仅靠长江水路保持荆益联系极不安全。为了保障自身安全，并且实现“跨有荆益”的战略目标，夺取东三郡和襄阳，确保沔水航道通畅，是刘备集团必须完成的任务。换言之，攻取东三郡和襄阳，是刘备集团为彻底实现跨荆益布局的关键军事行动。
而要通过东三郡和沔水打通荆州与益州的联系，襄阳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。如果不能拿下襄阳，东三郡的战略价值及沔水的连通功能都会大打折扣。
（图：汉中地势示意图）
理解了以上背景，再回顾建安二十四年刘备集团的一系列军事行动，我们就会发现：当年五月，刘备军占领汉中，掌控了益州的全部核心地域，随即调兵攻占东三郡，继而派关羽攻取襄阳，意图开辟一条经沔水直通荆益的水路航线，从而摆脱东吴对长江水道的控制与威胁，实现“跨有荆益”的终极战略目标。这正是刘备集团的总体战略布局。攻襄阳是其中重要一环，关羽并非一意孤行，而是在完成东三郡收复后，为实现最终目标做出的最后冲刺。
从关羽“水淹七军”、擒获曹军名将于禁并斩杀庞德，乃至曹操都为此忧虑迁都的情势来看，谁都不怀疑关羽能够攻下襄阳。然而，刘备的势力扩张也令江东集团感到巨大的压力。在联盟名存实亡、刘备威胁日增的情况下，孙权暗中与曹操联络，派遣吕蒙偷袭南郡，建安末年的局势瞬息万变，出现了巨大的逆转。刘备宏伟蓝图的最终失败，除了孙权的背信弃义，更有关羽和刘备自身的责任。
（图：吕蒙像，179年—220年）
南郡被吕蒙攻占后，关羽的军队尚完好无损，完全有条件利用这次事件激发士气，通过宣传孙权背盟偷袭的事实，将将士们凝聚成一支怒火中烧的复仇军团，立即回击夺回南郡。但关羽却抱有侥幸心理，不断派人和吕蒙谈判，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危机。这给了吴军利用攻心计的机会，传达对荆州将士及其家属优待的信息，导致荆州军心涣散，最终兵败如山倒。
刘备方面，在占据汉中和东三郡后，襄阳的得失已成为集团的焦点。除了授予关羽“假节钺”，全力支持其攻取襄阳外，刘备还应当及时从汉中（最好亲自挂帅）率军东进，给予关羽有力支援，不仅增加攻襄阳的胜算，也可震慑孙权，让其不敢轻举妄动。
但现实中，刘备一方面全力支持关羽，另一方面却选择回到成都安享“悠哉小日子”，使关羽不得不在伐曹与防吴的双重压力下两线作战，兵力分散，难以取得两全其美的胜利。
（图：三国鼎立示意图）
综上所述，建安二十四年夏，关羽冒险进攻襄阳，虽然存在巨大的战略风险，但实则是刘备集团为实现“跨有荆益”战略目标而设计的整体行动的最后一步。
遗憾的是，这一宏伟计划最终因刘备决策上的短视，再加上关羽统帅才能的不足，演变成了难以挽回的灾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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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林森
校正/编辑：莉莉丝
参考资料：
[1]《三国志·蜀书》先主传、关羽传、赵云传
[2]《三国志·吴书》吴主传、陆逊传
[3]《秦汉史-第11章-后汉乱亡》 吕思勉
[4]《大汉帝国在巴蜀：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》 饶胜文
[5]《秦汉魏晋史微探》之《东三郡与蜀魏历史》 田余庆
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，配图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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